从《人民的名义》看其背后的“A股江湖故事 ”

孙周兴，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未来哲学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德国哲学、艺术哲学、技术哲学等研究。本文首发于《文化艺术研究》2024年第3期第47-54页此处转载自“本有研究院”公众号。

问： AI 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AI 产品的迭代频率也非常高，达到了让大众震撼的水平，光是近两年就先后有 ChatGPT、 Midjourney 和 Sora 等问世。作为一名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您对AI 持什么样的态度？担忧多还是振奋多？

孙周兴：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我原先是做德国哲学研究的，重点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马丁·海德格尔，主编了 30 卷的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和 14 卷的中文版《尼采著作全集》。我也研究“艺术哲学”，近几年还对“技术哲学”产生了一点兴趣，但完全谈不上什么“专家”。“专家”不好当，现在不好当，未来更难当了。因为知识更新（特别是科技领域的知识）太快了， 40 年前的知识更替周期是 25 年左右，如今是 3 年左右，以后可能更短。这意味着你刚完成一项前沿研究，发表了成果，在 3 年之内就可能被超越了。这就十分可怕了，人简直会累死。就此而言，我在今天和以后恐怕就更谈不上“专家”了，因为“专家”都是暂时的。

人工智能（AI）是现在全球最热门的话题，是知识“加速主义”的主要动力和标志。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收到有关人工智能的进展的消息。你说的 ChatGPT（聊天机器人 / 聊机）、 Midjourney（智能绘画 / 智绘机）、 Sora（文生视频模型 / 文视模型），都是最近产生的热点。一方面，民众已经被带进 AI 技术的狂热和狂欢之中了，另一方面，却是随之而来越来越加深的忧虑。几年前去世的英国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断言“人类终将亡于机器人”，他给出的“末日”是 2100 年左右，距现在也就只有七十几年了。也有学者声称，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最后的发明”。埃隆·马斯克算得上一个技术主义者，但就连他也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表示担忧，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危险要远大于核武器的危险。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意识到技术的两面性。我个人的态度是力求冷静、中性。我知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将使自然人类面临灭顶风险，也已经并且将继续削弱自然人类在过去 2500 年间创造的文明价值体系，但我也深知“技术统治”的意义，现在已经没有一种势力可以抵抗技术，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命运”。一味地担忧没有用，但为技术欢呼也是幼稚的。

问：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技术”产生思考和研究兴趣的？在这些年间，研究的重点有没有发生变化？

孙周兴： 我一直对技术及其效应有兴趣。在博士毕业的第二年，我就在当时十分受欢迎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技术与新人类图景》，介绍一部关于未来人类生活的好莱坞电影。那是 1993 年，已是 30 多年前了，那时候正值“人文热”，大家少谈技术。彼时我刚刚用上电脑，当时叫“286”电脑，现在早就不见踪迹，如果留到今天估计已成文物。我用那台电脑写了这篇关于“技术”与“未来”的文章，几年前这篇短文又被人发布到网上，有朋友对我说：哇，你早就关注技术哲学了！

我对技术的兴趣主要与我的海德格尔研究有关，在海氏后期哲学中，技术是一大主题。海德格尔可能是 20 世纪大哲学家中最关注技术问题的。后来，我做关于尼采的翻译和研究，虽然尼采没有关于技术工业的专题研究，但他是有先见之明的，他看到了技术工业造成的文化后果，并且把它总结为“虚无主义”。

在即将完成《海德格尔文集》和《尼采著作全集》两大系列之时，我又启动了两套新书“未来艺术丛书”和“未来哲学丛书”，这是我近些年的重点工作。前者已经出了 20 种，后者也有十几种了。“当代艺术”与“技术与未来”，已成为我思考的重心。这两套书都被冠以“未来”之名，我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主张艺术和哲学，或者说我的“艺术人文学”要从“历史（过去）定向”转向“未来定向”。在“未来哲学”名下，我已经出版了 3 本书：《未来哲学序曲》《人类世的哲学》《积极生活的理由》，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系列或“三部曲”了。尤其是 202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类世的哲学》，是我对“技术与未来”主题的比较系统的论述。在“未来艺术”方面，我也写了不少，讲了不少，并且马上要完成一本《未来艺术序曲》，是我对自瓦格纳以来直到博伊斯的当代艺术以及之后的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德国艺术观念史的梳理和研讨。总之，关于“未来”主题，无论在艺术还是在哲学意义上，我都是认真的。

问： 您觉得 AI 会如何改变人类知识生产和传递的方式（比如 AlphaGo 教人下围棋）？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您在今天的大学生身上看到这种趋势吗？他们对 AI 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孙周兴： 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更应该说，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我们千万不能把 AI 仅仅视为“人形机器人”，虽然后者是最直观、最显形的 AI。你说的围棋是自然人类最高级别的智力竞赛，谷歌（Google）开发的“阿尔法狗”（AlphaGo）是第一个击败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当时给自然人类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围棋这个曾经十分崇高的竞技游戏，恐怕已经被“消灭”了。

我刚才说，人工智能不只是“人形机器人”，而是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计算 - 算法系统。我们早就通过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进入这个系统了，特别是手机，今天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在手机中了，它占领了我们日常生活几乎 1/3 的时间。手机也成为我们学习——掌握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了。因为有了手机以及各类智能设备，实体学校教育的功能和意义已经大大下降了。

另外，不夸张地说，今天已经没有“没文化”的人了，即便是乡野农民也在通过手机不断学习，见识大增。我朋友圈里有若干老家的农民，经常会发表一些高水平的、令人感动的观点。“算法”和“智能”能够起到拉平人类文化水平的作用。今天的大学生也一样， 2022 年浙江省的一项社调数据显示，超过 8% 的大学生一年不读一本纸质书，一年读书在 5 本以内的居多。大学生都不“读书”了，但他们不是真的不“读书”，而是不读和少读纸质书了——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年轻人对新东西接受得快，大学生更是如此。在数据检索、信息搜集、翻译等各个方面，他们都做得很好。老年人有经验，但许多经验已经过时了，还经常形成笨拙的习惯，阻碍了对新事物的接受。我现在搜集一些外文文献、下载一些资料时，多半要靠博士研究生帮忙，他们比我做得好。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今后大概会有一个时期，教授们很难知道学生的论文是不是 AI 写的。这就是说，今后几年里，学生们可以通过 AI 来写论文，而且有可能可以顺利毕业。这也就意味着，高校教学面临一个特别重大的危机，教授们也面临失业的危险。在技术层面，我们需要尽快研制出“反 AI 论文检测模型”。

问：从 20 世纪的影像、飞机、火车、互联网等如今习以为常的技术，到 21 世纪的基因编辑、 AI等新技术，对技术的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吗？从前每当有新技术问世，是否也都伴随着广泛的怀疑与争论？技术本身有内在的善与恶吗？

孙周兴： 我不同意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技术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技术是人类的本质。古人虽然反对“机心”，但总体是不怕技术的，现代人为何要惧怕呢？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必须把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区分开来。古代技术正如古希腊语的“techne”所表达的那样，是指自然人类的手工劳动，包括后世狭义化的“艺术”，也是 techne 范畴内的。中国古人所讲的“艺”与“术”大致与古希腊的 techne 无异，都是指自然人类的身体性劳作。现代技术则不然。现代技术工业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18 世纪 60 年代），至今已有 260 多年的历史。现代技术的原理不再是“自然性的”，而是数学（形式科学）+ 实验，虽然它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但这个原理未变。

因为现代技术彻底切割了人类与传统文明（自然人类精神价值体系）的关系，所以对现代技术的焦虑自始就有。最早是对大机器生产及其后果的担忧，马克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的瓦格纳、尼采等也都有这种焦虑。后来是对电光世界的反应。自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声音与颜色（光）完全进入技术加工的进程中，人们对此既欣喜又担心。至 20 世纪，飞机、影视、网络“三大件”，以及核能核电、环境激素、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人类世”的“四大技术”，彻底确立了“技术统治”和“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特别是 1945 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人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无法想象的、绝对的技术暴力。从那时起，自然人类对技术的焦虑越来越严重，因为人类似乎感觉到了一种“灭顶之灾”。

我还要再说一遍：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今天以技术工业为基础的全球文明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状态，一方面，技术为人类带来了福祉，比如健康、长寿、舒适、自由、交往等；但另一方面，技术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比如核武器威胁、人类自然力大幅下降、社会生活全面量化、差异性和个体性消失等，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纷争和忧虑。我们既要承认技术带来的便利，又得直面技术风险。如果说技术乐观主义不可取，那么技术悲观主义同样也是不当的。

问： 目前大众对 AI 的最大担忧，是正在发生且在未来可能加剧的失业，甚至有“80% 的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的说法。您觉得这种担忧属于杞人忧天还是具有合理性？未来，人类真的会面临大规模失业吗？如果是，您觉得重灾区会集中在哪些领域？人类又在哪些方面，拥有 AI 不具备的优势？

孙周兴： 这里存在一个不小的反差：大众对人工智能的主要担忧是失去劳动机会；小众学术界的忧虑则不止于此，而是担心自然人类被机器人消灭掉，或者说，人工智能的加速进展会带来不可测和不可控的危险。就大众的“失业”恐惧而言，虽然还是预测性的，但许多迹象已经显露出来了。比如我国拥有二三百万的银行出纳员，这曾经是一个风风光光的职业，但这个岗位现在和以后还有用吗？金融网络化和货币电子化兴起之后，与纸币打交道的行业当然就遇到麻烦了。另外，比如会计行业等，同样面临着困境。

我甚至认为，我自己所属的教师行业也得收缩了。比如我授课的一门超星线上课程，之前在某校讲了七八年，现场听者有 1000 多人。但 2019 年起将课程放到网上之后，每年约有 5 万人选课， 4 年下来已经有约 20 万人选课，还不包括“旁听”的。所以这门课我就不再在线下开了。那么，我们还需要这么多教师吗？更不消说“脑机接口”技术，一旦真正实现，“教”与“学”都得重新定义了，或者说根本不需要“教”与“学”了。

一些专家所谓的“80% 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不知道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这一天肯定会到来。微软公司给出的数据更可怕——95% 的人将失业，只需要 5% 的人劳动了。我想，人类还没做好准备，但有些事已经迫在眉睫了。比如无人驾驶，人们已经谈论了好几年，但这回恐怕是真的要来了（已有不少测试车上路）。我个人期待着这一天，因为我不会开车，也不想学驾驶，但又免不了用车。如果无人驾驶技术普及，至少在这方面我是“被解放”了。但那时候，我们又将面临司机大规模失业的难题。

哪些行业将率先被 AI 取代？网上已经流传各种推测和预估，说得都有些道理。我自己觉得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机械的重复性的劳动岗位，比如工厂流水线作业，又比如上面说的出纳员和收银员等；二是计算性的或者说以权衡、计算为重的行业，比如会计、评估师、程序员等，甚至科学家队伍。很多科学家现在都在从事“计算”的工作，但他们很可能会率先被 AI 取代，因为他们算不过 AI。这事是不是很荒唐？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曾直言：学计算机的时代过去了。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小，依然会保留下来？哪些职业会晚一些或者根本不会被取代？我想主要也有两类。一是以身体体验和游戏为重的休闲和手工行业，只要自然人类还留存，身体体验总归是必需的，而且肯定是不可替代的。我甚至设想，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个“手工复兴”运动，尽管也可能只是“回光返照”而已。二是艺术与哲学或者说“艺术人文学”，作为“普遍数字”或“全面数字化”的“最后剩余”，“艺术人文学”将在保护个体自由、长生生命安置、创造新快乐方式、抵抗技术压制等方面发挥作用。我曾经讲过，“最后的斗争”就是“艺术人文学”与“人类技术工程”（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之间的斗争。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艺术与哲学。艺术以“奇异性”为特征，是一种使个体和个体行为变得“不一样”的力量，它在技术同一化逻辑横行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而哲学则以“确定性 / 恒定性”为特征，是一种以论证、说理为重的趋于“一样”和“同一”的稳定性力量，它在变化加剧、动荡不安的未来技术时代将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未来人类生活需要这两种貌似相互对抗和矛盾的力量。

问： 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大量的失业人口能去干什么呢？他们会成为一种社会隐患，还是反而借着这个机会，有可能从目前僵化、机械的“工具人”状态中解放出来？AI 到底是给人带来解放，还是让人在劳动市场中更加紧张？

孙周兴：社调数据表明，我国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 20%，这种趋势恐怕是不可遏止的。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至少在劳动成为必需、大家争相劳动这一点上看，是快要实现了。其实，欧洲福利社会制度的构建，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在我国也已经开始不断完善福利体系，比如现在各省市都设立了“最低生活保障金”。世界各国需要在未来一些年里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保护越来越多的失业劳动者的正常生活，不让他们沦为“无产者”或者饿死街头，不然，他们就会变成你所说的“社会隐患”。

在这件事上，我们大概只能顺势而为。我能够设想的对策其实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一是缩短劳动时间，比如可以把 8 小时工时缩短为 4 小时；二是推出一个家庭只允许一人（无论男方还是女方）工作的制度。当然，这些举措需要相关配套措施，比如每个家庭只有一人工作，薪酬就得相应提高，不能降低原有生活水平，等等。这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谋划和精准的测算。

如何评估这件事？未来人类恐怕将面临两件大事：一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二是劳动机会来越少。这听起来不都是好事吗？我个人对此是持积极态度的。长生难道不是人类的梦想，甚至本能性要求吗？摆脱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变成一个解放的自由人，难道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吗？

问： 最近已经出现了设计师、艺术家针对 AI 作品风格侵权的控诉，未来这种案例也许会更多，毕竟 AI 的创造力源于对人类自身的大数据搜集。人类的劳动成果为 AI 所获，这样的伦理问题有避免或解决的途径吗？

孙周兴： 这是一个新情况，就如同“聊机”（ChatGPT）做的翻译和论文著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你说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也一样，他们的个性化作品和风格，在今天也只是“大数据”库中的“数据”而已。我不认为这种侵权控诉能够成功，因为你恐怕连控诉的“主体”也找不到，或者说，这个“主体”现在太强大和太普遍了，是一个真正的“普遍主体”。

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变得越来越难了。艺术和创造本来就不容易，但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原本自然人类的创造（艺术）基于“小数据”，大部分创造和创新属于“自以为是”的创造，你以为 A 没有做过， B 和 C 也没有做过，所以你以为自己的创造就是“原创”和“首创”了；但现在不一样，基于“大数据”的艺术加工超越了每个个体艺术家，音乐和绘画都已经进入数字技术中，我们前面讲到的 Midjourney（智绘机）、 Sora（文视模型）等，都属于这一进程，这时候，一个个体艺术家要再做出“异样的”原创作品就难乎其难了。

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艺术越来越难了，并不表明我们不需要艺术了。而是恰恰相反，正因为艺术越来越难，所以我们愈加需要艺术了。

问：AI 到今天已经能够生成人类世界中原本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包括图像、声音、视频等。在这样的“后真相时代”，真实或真相还存在吗，还重要吗？人会滑向一种虚无，成为一个大型的“楚门的世界”吗？

孙周兴： 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虚拟世界，就是你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但实际上，即便没有人工智能，人类也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唯一真理”和“绝对真理”是自然人类虚构出来的，主要的构造手段是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这是哲学家尼采早就揭示的一点。“楚门的世界”是一个虚假世界，人与事都是“假的”，但楚门终于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可是，今天和未来，恐怕自然人类是走不出“楚门的世界”了。为何？已经发动起来的“数字存在”脱离了自然人类的感知习惯和经验模式，数制、逻辑、时间观、真理、元素等，都已经不同于自然人类生活的世界了，这时候，你说的“真理”或“真相”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如果我们还用自然人类生活世界的逻辑和规则去理解今天的事物和世界，我们当然就错位了，当然就不知道何谓真何谓假了。我觉得问题的根本在这里。

我曾经说过：世界变了，而你还没变，这就有风险了。今天的人类和未来的人类需要深入反思传统文明和自然人类的“自欺”模式，并且要解放思想，适应这个技术支配下的多元的、碎片化的新世界，尤其是要确认新人类的双重存在样式，即“具身存在”+“数字存在”。

问： 很多作家在他们的时代，书写过对未来的想象，如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某种程度上， AI 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美丽新世界”，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会不会是一个《1984》升级版？

孙周兴： 你说的这两本书很有意思，是 20 世纪中期的两本科幻小说。奥威尔的《1984》出版于 1949 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更早些，出版于 1932 年。这两本书之所以经常被拿出来说事，是因为它们分别预见了今天最热门的两种技术，即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两种技术在当年都还没形成什么气候。奥威尔的《1984》描写了未来的信息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通过一块“电屏”，社会生活被高度集权化，人们被严格控制起来，政府通过网络监视人们的生活——这不就是今天的现实吗？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预言了今天的生物技术，诸如子宫外孵化婴儿（试管授精）、给人带来即时快感的精神药物“素玛”（Soma）、能模拟情感的“感官器”（Feelies）等，这不也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类科幻小说和电影越来越多，想象力越来越丰富。好莱坞以非凡的造梦能力，对人类未来生活、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外星人、星球大战等，进行了或乐观或悲观的惊人想象和预感。

未来世界听起来很美，也不免令人惊悚，人类关于未来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人类的自然力将日益下降，逐渐进入尼采所说的“颓废”状态；同时，另一种存在方式已经开启，我称之为“数字存在”，它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但与《1984》所描写的没多少差别。

问： 大多数普通个体其实并不是技术的直接推动者，但是需要共同承担各种新技术带来的各种后果。普通人该如何面对 AI、面对新技术的席卷？

孙周兴： 当然，我们多数人只是技术的接受者和使用者，是技术的受益者，或者也许是受害者。技术日新月异，到现在仿佛已经是一个自主的系统，你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推动它。埃隆·马斯克？黄仁勋？比尔·盖茨？是，又不是。但无论如何，这些技术资本大佬对于今天的技术世界有着决定性意义，许多时候，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政治家们。

相比之下，你所说的“普通人”大概只能是“吃瓜群众”，你我都是。但我不认为我们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其实在今天，技术已经不再是高冷的少数人的专业或事业。哪怕是最前沿的技术进展，借助于电脑、手机等新媒体，普通人也很快就能了解甚至做出即时反应——虽然我们“普通人”不一定能知道技术的细节内容。在此意义上，技术已经是每个人的，技术已经进入“普遍交往”的社会生活诸环节之中。这同时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责任对技术时代和技术现象发声，每个人都应该作为公民参与到关于技术及其后果的讨论之中。置身事外、与我无关的漠然态度是不对的。其实，今天的全球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技术之维，多半都与技术进展有关。比如全球气候问题，在 2023 年举行的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地球生命迹象正在衰退，必须采取紧急行动防止地球崩溃！实现 1.5 摄氏度气温升幅限制的剩余时间不多了。他刚去了南极和尼泊尔，看到冰川融化之规模，用了一个词形容：“危机四伏！”古特雷斯只强调了气温气候问题，但人类世技术的风险何止于此？灾难性的变局已经近在咫尺，谁能说跟自己无关？

面对新技术，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一个姿态问题，许多时候经常自相矛盾。我教育小孩别玩手机，别沉迷于游戏，但我自己都没做到，我连自己的“手机时间”都控制不了。我的手机已经用了两三年，要不要换新的呢？“聊机”（ChatGPT）来了，我要不要用呢？基因编辑可能带来长生效果，也可能导致人类基因库的不可控的污染和危害，我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碰到此类问题，经常不知所措。

我能提示自己的是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开放，包括容忍各种自相矛盾和冲突，因为这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破裂而冲突的世界；二是放松，就是 let be，不要把心思绷得太紧，不要索求太多，适当表达欲望是应该的，但太猴急了就不好了。

问：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对“未来是否会更好”充满焦虑。您是如何理解“更好”的？您认为年轻人首先要怎么做，才能拥有更好的状态，成为更好的自己？

孙周兴： 我曾经做过一个题为“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的报告，当时还处于新冠疫情期间，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在我最近几年做的报告里，这个报告是最受欢迎的。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但这个问题依然在。在传统自然人类文明状态下，人们也不得不追问这个问题，并且通过哲学和宗教给出尼采所谓的“自欺”式解答。技术工业兴起之后，自然人类的精神表达和价值体系趋于崩溃，“自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时候，这个问题就更趋急迫了。生命的本相是终有一死，是痛苦、分裂，日常生活的常态是重复、无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活下去？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我给出的答案是：“无论这个世界原本如何，我们必须相信它是美好的。”这可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尼采式的“积极的虚无主义”，是一种直面惨淡人生的大无畏的“英雄精神”。

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无意成为“青年导师”，也当不了“青年导师”。今天的青年也不需要“导师”，因为生活是每个人的，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是不一样的。再说了，关于生活，关于未来，恐怕没有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多半会害人的。

如果一定要我说几条，我在此愿意讲几句废话。其一，少些回顾，多些前瞻；其二，降低姿态，提升眼光；其三，坚持好意，寻求趣味。第一点涉及思维定向，即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采取怀旧方式还是未来策略？我努力推动的“未来哲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二点大概关乎世界观，特别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的姿态要低，但眼光要高，视野要宽。在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支配下，现代人已经习惯于高调姿态了，但在文明下行的“人类世”，人类可能更需要采用降调。第三点涉及人生观，就是要确认生活和生命的低限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非道德意义上的“好意”，即对人的“好意”和对物的“好意”，另一方面，要艺术地创造和营造生活，寻求有意思和有趣味的生活。概括而言，前瞻、降调、好意，是我愿意给出的未来生活建议的要点。当然，仅供参考。

我的一位朋友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正在答题，回答一些关于未来生活的问题。这位朋友突然说了一句：“问题太多了，答案都差不多。”我觉得这是一句“名言”，好像把我前面讲的这些都推翻了。